• 序言（部分）

沒有一本雨果的傳記能為他蓋棺論定或做到詳盡無遺，但他選擇將自己龐大的作品集比作汪洋的隱喻，在我構(gòu)建本書的結(jié)構(gòu)時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正如2002年雨果誕辰200周年慶典期間，法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維克多·雨果：汪洋行者展覽的組織者所論述：只有汪洋，才能與雨果作品的宏大、多樣和恒久相稱。將雨果的作品視作變幻莫測的海洋，其表面層層波動，深度難以測量，唯有豐富的想象力才能洞悉其深廣，唯有民主變革之風才能維持其形態(tài)。這一波瀾壯闊、永無止境的流動形象，喚起了雨果思維中的潮起潮落。也就是說，這表明了任何對他作品的閱讀都應尊重他那強烈的對比和明顯的矛盾，就像同一片海域時而洶涌，時而死寂。

作為一名浪漫主義者，雨果感受著這個世界的重量，他相信宇宙是永無止境，永不靜止的，時間不斷流逝，生命不斷更迭，日夜不斷循環(huán)。他視這些表面上的對立面為親密相關，而非矛盾對立：對立面并不會彼此損耗，恰恰相反，它們彼此成全。舊的一章結(jié)束，新的一章又會開始。表面上看似不連貫和獨立的現(xiàn)象實則是同一運動的組成部分，就像波峰和波谷共同構(gòu)成波浪一般。我們不該將它們視為相斥之力，反而是互補之力，從這一角度來看，它們是可以互換的。

這種流動孕育出神圣的生命之力，在溶于人類歷史與人心的過程中終將帶來解放。在我們的世界，無論是歷史還是人心都無法保持不變或恒定。雨果不僅將這種自由與他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聯(lián)系起來，還與他所處時代不斷發(fā)展的現(xiàn)代社會相結(jié)合。在他眼中，他的想象力必須像大自然一樣自由而不受約束。只有這樣，他才可以洞悉生命的多變，并探究其神秘的軌跡，從而賦予他的思想以社會與精神意義。

他將自己視作聯(lián)系外界與內(nèi)心變化的河道，并在1846年他的全集序言中考慮使用汪洋這個詞作為標題：

我畢生的創(chuàng)作是一望無際的零星想法，起了頭的作品與輪廓尚不明確的草稿……它們漂浮著在漩渦中打轉(zhuǎn)，而我將思緒扔進漩渦，卻不知何時得以浮出水面。

他曾將現(xiàn)代文學比作生機勃勃的汪洋。在英吉利海峽環(huán)抱的澤西島與根西島上流亡的日子里，他對這一想法越發(fā)著迷。

雨果在那里創(chuàng)造了汪洋行者這個詞，用以描述藝術天才如何將自然界的自由流動導引入人類文明。他批判自己兒時的天真，不再認為詩人必須像赫拉克勒斯（Hercules）改變阿爾菲奧斯河的流向一樣改變歷史進程，因為人本不該刻意改變流向，而應加以疏導。與此同時，他用延綿不斷卻又不總直達目的的河道象征自己想法的形成。他聲稱自己已從保守主義轉(zhuǎn)變?yōu)楣埠椭髁x，就像由江河匯入大海。對他來說，廣袤開闊的視野與生機勃勃的自然別具詩意與政治意義，為他大開方便之門，引領這位天馬行空卻又絕不輕浮草率的思想家涉足未知而陌生的水域。

在這本傳記中，我們也可以以一種更具體和實際的方式來理解汪洋這個比喻。雨果自比為汪洋，意味著我們無法簡單地把這整片汪洋泵進一根水管里去得出一個片面的評斷。如果我們想用這種方法排干這片汪洋，那這本傳記的篇幅之大就連雨果最狂熱的粉絲也將泥足深陷，難以前行。同樣，只取弱水一瓢作為樣本去分析亦是無用，因為這就有以偏概全的風險，也滯塞了整體的靈活性。相反，結(jié)合對雨果作品的近距離推敲與遠距離觀察，這種既有選擇性也有一致性的方式則能突出他寫作的主要規(guī)律。

雨果也用類似的方法處理局部與整體的關系。他首先挑選出需要仔細推敲的局部元素比如人物的相遇，真實和虛構(gòu)的人物形象，抑或歷史中的某些特定時刻再將其特征與更廣泛的時間跨度以及在追求意義過程中可能性所帶來的巨大焦慮相聯(lián)系。在閱讀雨果的作品時，通過這種多角度的觀察方法，我們得以窺見他在汪洋中的各種動態(tài)，以及其中驅(qū)動潮汐的周期性力量。如此一來，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瞥見雨果一生中的各個階段，以及他用來自我表達的各種方式和媒介，從而揭示他作品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雨果渴望在一個全面的視野中將一切融為一體，這一愿望因其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不和諧而愈發(fā)迫切。他父母之間的敵對情緒，他自己的婚姻和婚外情中的痛苦；19世紀法國不同藝術風格之間的對立；法國政壇及其與歐洲鄰國之間的敵視；政治生活與精神信仰之間日益變深的鴻溝他試圖和解的過程中確實不乏對立面。然而，他撫平不安的決心之所以受阻，不僅是由外在的對立造成的，也包括他自己內(nèi)心的矛盾。

他對人類情感矛盾的敏銳感知讓他渴望成為調(diào)和紛爭的媒介，深植于他充滿詩意的思維之中。人的內(nèi)心顯示出我們時代的一幅凄涼的畫卷。有條蛇在泉水的源頭清晰可見，疑慮在我們的靈魂深處爬行。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這位現(xiàn)代主義詞匠，曾將《惡之花》（The Flowers of Evil）（1857）中的三首詩獻給雨果，并宣稱自相矛盾是人權(quán)之一，這并非巧合。雨果是浪漫主義的典型代表，雖然不斷追求和諧，但總是不得不與不協(xié)調(diào)共存，他把這種不得已視為一種美德，將其想象為通往更豐盈人生和更貼近上帝的必經(jīng)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