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序言】

序 充實而有光輝
金理
張新穎老師的書稿《啟明：雜記我的復旦老師們》擱在手邊已近兩月，承諾下的讀后感卻遲遲未動筆。眼下正是九、十月間，蟬鳴歇去，天空愈見高遠，遲桂花香若有若無，就像書中記下的李振聲老師所言，歲時更迭與季節(jié)輪換特別予人難以言說的莊嚴感，我也需要在這樣的莊嚴感中去領受書中那一個個相遇的時刻。更何況這是漫長的相遇（題記中用了漫長來指稱領受啟明的過程），僅以寫作時間而論，最早的一篇寫于一九九二年，最晚的一篇寫于二〇二三年。寫賈植芳先生與陳思和老師的諸篇，內在時間跨度已近三十年，在三十年里持續(xù)記錄對師長的觀察，這些行跡與心跡的點點滴滴，確乎需要我以從容不迫的態(tài)度去體貼、感悟。樂評人李皖說：一個一年飽食五十曲的人，必不能與五十年中與這些曲子一一相遇的人相提并論，因為一一相遇的時刻里除了音樂，還有生命的契機。對賈植芳、章培恒、夏仲翼、駱玉明、陳思和、李振聲六位師長的記錄，聚則成為二十二篇印象記，散則是時間累積而延展開的生命契機，以及生命契機里的光影聲色與家事、國事、天下事及人心事。
這些記錄有同一方向上的反芻、持續(xù)加深。比如一九九七年《薪傳》里，提到陳思和老師是做事情的人以及由歷史的承前啟后所熔鑄的、做事背后的力量源頭，歷史、現(xiàn)實、薪盡火傳、悲壯性、知識分子等等詞匯，在我們通常的使用中往往過濾掉了它們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時必然具有的平凡、瑣細的一面。我們不能只熱愛抽象的概念而不肯踏踏實實做實在的事情；我們不能只愿意做痛快的瞬間殉道者而回避冗長的、艱難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實踐。一句話，我們不能做除了放言高論就無所事事的知識分子。二〇一〇年《不封閉缺口，寬、上、生》里，將上述實踐型知識分子的生命狀態(tài)與文學史家的專業(yè)身份結合起來：陳老師擅長以創(chuàng)新性的文學史理論整合紛繁的文學現(xiàn)象，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是有缺口的，以一個圓圈來比喻的話，這些理論都不是完整的圓圈，不是封閉得沒有縫隙的。從反面來說這些理論都是可以挑剔、商量的，從正面來說，我以為所有好的理論都是有缺口的，這些有缺口的理論保證了它的開放的狀態(tài)；同時，他的生命也是一種有缺口的生命，這種有缺口的生命是從本能到自覺地處于不封閉的、敞開的狀態(tài)的。且行且思考，在思考中修訂，于行動中驗證，開闊上出創(chuàng)生，永遠朝向完善邁步而永不自居于完善。
這些記錄中也有經過修正而愈益顯出豐富、辯證的。賈植芳先生的《獄里獄外》是一部苦難之書，然而它的敘述者沒有特別強調苦難，在真正有能力承擔苦難的人那里，不論世界和自己發(fā)生了什么樣的變化，自己這個人身上秉承的人性光輝沒有黯淡、沒有湮滅。這是張老師在《賈植芳先生的樂觀和憂憤》里的認識。八年過去了，等到《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瑣記賈植芳先生》，開始反省長期的監(jiān)禁生活沒有在賈先生身上留下什么陰影的天真看法，進而補敘了賈先生住院期間將醫(yī)院認作監(jiān)獄的幻覺，這件事給了我持久的震驚。我反省自己以前的想法，長期的牢獄、監(jiān)禁、改造，怎么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創(chuàng)傷和沉重的陰影？而要壓抑這種刻骨銘心的創(chuàng)痛，要阻擋這種噩夢般的陰影的侵擾，又需要怎樣非凡的力量？賈植芳先生的幽默、風趣，賈植芳先生的閑話、笑聲，底下是怎樣的坎坷、苦難、恐怖和永遠也無法治愈的傷害？從納粹集中營九死一生地逃出來，克里瑪曾一度著迷于報仇的思想，但終于意識到極端的經驗可能使我們的判斷力傾斜，在這個世紀，我們作為個人和作為團體成員所經歷的非同尋常的經驗，可能使得我們迷失得更遠。想要從我們的受苦經歷中得出結論，會被導向致命的錯誤，不是把我們引向我們想得到的自由和正義的境地，而是把我們引向相反的方向。對于這些人本身來說，極端的經歷并不打開通向智慧的道路（伊凡克里瑪：《布拉格精神》）�？嚯y是一種會把人拖下深淵的可怕力量，不與惡龍纏斗、不與深淵對視進而不損及人性的苦難，算不上真正的苦難。惟其如此，將真正的苦難和創(chuàng)痛壓服住，將人性自我校正而不趨于偏狹，才顯現(xiàn)出偉大；從極端的經歷打開通向智慧的道路，才堪稱人性的奇跡。
張老師寫過一篇論文《路翎晚年的心臟》。對于晚年路翎，一般的研究模式遵循時代災難對個人精神的摧毀個人創(chuàng)作才能的完結的路徑，自有其合理性。然而張老師追問的是：在此模式中，是什么居于敘述的中心？是達成對于時代的反省和批判嗎？那么時代的受難者具體個人的位置何在？讀著路翎晚年的作品，特別是他那一首首的長詩和短詩，我由衷地感受到了精神透過重重迷障散發(fā)出來的動人光輝。人是經不起摧殘的，可是人也絕不就是輕易能夠徹底摧毀的……長期受到深重摧殘和傷害的人在身體上、在精神上留下傷疤，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路翎沒有
本領脫胎換骨，卻憑借著一己生命所具有的強大的自我救治能力，開始了晚年的創(chuàng)作。布羅茨基說：社會秩序的統(tǒng)一并不能保證精神活動的統(tǒng)一；個體的美學絕不會完全聽任個人或民族悲劇的擺布。（布羅茨基：《空中災難》）個體的美學在路翎晚年體現(xiàn)于其詩歌創(chuàng)作，仿佛心臟重新起搏，為瀕死的軀體注入活力，路翎的晚年創(chuàng)作既可以說是他自我救治的結果，同時，在更大的意義上，也是他進行自我救治的方式，而且是最重要的方式，特別是詩歌創(chuàng)作。從路翎到沈從文研究（微笑的文學有情文學的力量），旁及對賈植芳先生的近身觀察，人性的自我救助成為脈絡性的主題。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寫道：自本科開始從張老師讀書，這么些年來，似乎就是嘗試摸索有情文學，培養(yǎng)對這種人性自我救助力量的熱愛與信心，進而與之建立一點聯(lián)系。
二〇二〇年九月，我在《長城》雜志的微信公眾號上讀到《寫在廢紙上的〈洪昇年譜〉》，順手轉發(fā)的同時記下一則往事：曾向一位復旦前輩也是章培恒先生弟子的師長請教關于文學史意義的問題，他沒有正面答復，轉而回憶當年往醫(yī)院探視章先生，病中依然聚精會神地修訂文學史稿，然后說一句（大意）：但凡這個時代正常一些，我這部文學史就根本不必做……難得在微信朋友圈露面的張老師，在我上述這則轉發(fā)下留言：所以我在二〇〇七年章先生文學史的研討會上說，這部書里面有二十世紀幾代中國人掙扎的痕跡在，因此也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點滴悼念章培恒先生》中有完整的表述：章先生為什么對人性和人性的發(fā)展耿耿于懷呢？我覺得這里面有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幾代中國人艱難掙扎的痕跡在。從這個角度講，這部書不僅僅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著作，它本身即是一部現(xiàn)代的文學著作，因而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梢宰鳛楹魬�的是，張老師對陳思和老師文學史研究的評價：在類似還文學史本來面目的樸素說法之外，陳老師格外強調書寫文學史的個人性，也就是說，每個書寫者都應該寫出自己的文學史。換成一種不那么溫和的說法，就是創(chuàng)造出合乎自己理想、對當下具有真正意義的文學史來，文學史是對當代發(fā)言的（《一個文學研究者的自主創(chuàng)生意識》）。我想，章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新著》與陳老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均屬有個性的文學史，體現(xiàn)著復旦文學史寫作的傳統(tǒng)。
我愿以一則見聞來為這種學術傳統(tǒng)作個注腳。二〇〇二年四月，復旦學術周之中文周開幕式上，章先生應邀作題為《從當代文學出發(fā)中國文學史研究一個值得重視的原則》的演講。據(jù)事后報道，章先生特意提到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創(chuàng)作，針對當前有些文章以作家要有社會責任感、要有社會批評意識來指責純藝術、純文學的說法，他表示有不同的意見。他說，要求文學從教育、道德、批評社會的角度出發(fā)有悖文學本身的特征，這只會讓純文學回到五十年代盡寫些虛假的、無真情實感的作品的老路上去（《從當代文學出發(fā)》，《文學報》二〇〇二年四月四日）。當時，所謂純文學反思正在文學評論界掀起聲浪。我一直很想就此寫一篇古代文學研究權威加入反思（反思之反思）、隔空對話的文章。章先生是否從內心喜歡那部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說，也許可以推敲。從他以人性的解放、形式的發(fā)展角度來探析中國文學古今演變，以及對魏晉南北朝文學尤其齊梁唯美文學一脈的重新評價來看，也可謂其來有自。這里既關乎審美理想，也可能針對故鬼重來的敏感與警惕，甚或不乏仗義執(zhí)言。章先生的此篇演講見諸報端，演講中提到的那位作家與作品悉數(shù)被刪去，以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籠統(tǒng)代替（章先生為此還吐槽過，見章培恒、陳村：《美好的中文》，《收獲》二〇〇二年第四期）。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文學不振，到底是將板子打到純文學身上，抑或追問我們到底有沒有建立過與權力保持相對獨立的文學傳統(tǒng)？
獨立的傳統(tǒng)并不是指學術走向純粹的極境，除了理念上的涵容，在平靜敘述的文字背后，在嚴格的學術規(guī)范之中，實蘊含著知識者個人的文化情懷和現(xiàn)實關切（《一個當代知識者的文化承擔》），始終關心著個人利益之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抽象的東西，而與具體的社會和歷史、精神和理想、人和命運息息相關（《賈植芳先生的樂觀和憂憤》）。說句唐突的話，我所接觸過的書中所記諸位師長，性格有熱有冷，李振聲老師可能是最隱退的一位，人不知而不慍的典范，張老師卻特為揭出李振聲老師的一人之勇，如果把他的這種退縮和專注理解成對當下現(xiàn)實的躲避，卻是一個很深的誤解。一人之勇的意思，也是說，對當下現(xiàn)實的承擔，有個人的和專業(yè)的方式（《寫在〈季節(jié)輪換〉邊上》）。拜讀這些師長的著述，我內心每每生出充實而有光輝的感慨，對這句典出《孟子》的話，后人解釋略有不同。如移用為對學術著述與研究風格的評價，則當在材料豐贍、評斷公允與論證嚴密之外，更注入一種一身擔當?shù)呢S沛的精神能量，往外則轉移風氣、振拔人心，于內則沉浸在學術境界與生命境界合致的陶醉與發(fā)越中，恰如于江漢源頭酣歌鼓掌。
《香煙的故事》記錄一則賈先生和香煙的往事：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天，習慣晚上工作、睡得很遲的先生還沒有起床，師母推醒了他，說外面有車，接他去高教局開會。上了車，先生掏出大前門，黨委書記楊西光馬上搶著遞給他一包中華。中華牌香煙那時候市場沒有供應，楊西光不抽煙，先生事后回想起來才明白，楊西光知道要抓他，特地給他帶上一包煙。當晚，先生被宣布逮捕，押入建國西路第三看守所。這則往事見于賈先生的回憶錄《獄里獄外》，想必也在復旦師長間口耳相傳。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紀念版發(fā)布會在復旦光華樓舉行，會上姚大力教授即轉述了這個故事，并認為這是復旦留給后人的許多故事里最使人心碎、心醉的一則。為什么是心碎？賈先生此番走出家門，即開始漫長煉獄，再次與妻子相見竟已是十一年之后。而對于楊西光先生而言，他在不得不完成接送任務的同時，內心顯然承受著巨大折磨。那為什么又是心醉？因為即便在如此身不由己、無法選擇的情形下，楊西光先生依然流露出人性的微動與閃光，體現(xiàn)于飽含愧疚之情遞來的中華煙上。姚大力教授接著說：當我們順從有些人以為正確的選擇，準備做一件隨波逐流的事情時，我們心里有時候會不由自主地咯噔一聲。那很可能就是深藏在每個人心底的良知在發(fā)出呼喚，孟子稱之為人皆有所不忍。（姚大力：《陳寅恪對今日歷史學的意義》）我在每學期主講的通識課程第一節(jié)課上，都會講一遍這則香煙的故事，專業(yè)領域內的學術訓練之外，通識教育更注重健全人格的塑造（古人所謂
成人），提醒我們每個人經常去傾聽內心的咯噔一聲。張老師的這部書記錄其領受啟明的漫長過程，作為張老師的學生，我能夠做到的，大概是將老師們的光亮傳遞給更年輕的學子，讓他們看見，感受到。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