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序言】：
推薦序
把學者的所思所想，傳遞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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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在撒馬爾罕旅途中給我寫信，讓我給她的新書寫一篇序文。我其實很猶豫，因為她對我的采訪錄也收在這本書里，這讓我很難拿捏序文的分寸。
不過，看了書的部分內容之后，我又有些釋然，因為除了較早過世的費正清，我和書中涉及的學者多少都有或近或遠的交道。我和傅高義先生見過兩面，特別在上海還有過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我和周錫瑞先生不僅很早就在北京見過面，他還在英文刊物上為我的《何為中國》英譯本寫過書評。我也給柯文先生的自傳《走過兩遍的路我研究中國歷史的旅程》中文版寫過推薦詞，說他能在幾部著作中多方面為學界提供典范和方法。伊沛霞教授呢，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就給她的《劍橋插圖中國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中譯本寫過評論，說它不僅擴充了歷史記述的空間，也增添了歷史閱讀的興趣。我與許倬云先生就更加熟悉了，特別是十年前，他特意通過視頻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為我的《宅茲中國》一書舉辦的討論會上講話，此后不久我也應邀給他的《華夏論述》寫過解說。至于裴宜理教授，我曾兩度是她擔任主任的哈佛燕京學社的邀訪學者，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2014年5月我和她在坎布里奇一家餐廳共進午餐時的談話，她說到在安源和萍鄉(xiāng)調查之難，這讓我非常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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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的這本書寫的，其實就是一個有關中國研究的歷史學者群體。這個群體中的成員色彩不同，風格各異，切入中國歷史的角度和研究的問題也彼此參差。這正符合我的理念，也就是一個歷史，共同研究，多種理解。
在李菁的書中，你可以看到費正清憑借挖掘中國的更多史料檔案，來創(chuàng)建一個更加全面的中國現(xiàn)代史觀，他的沖擊-回應（impact-response）成為一種理解近代中國轉型的典范。而柯文則恰恰從批判費正清這一模式開始，用中國中心觀即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把理解中國歷史的方向掉了一個頭。傅高義通過鄧小平這個最高層的人物來理解當代中國，研究過日本，又有社會學訓練曾經(jīng)是他的一個知識背景。同樣研究當代中國，裴宜理則更關注民眾反抗與底層政治，橫跨政治學與歷史學領域。伊沛霞是古代中國史專家，她的《天下一人宋徽宗傳》《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和早期的《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是從女性、皇帝、貴族等不同層面，即書中所說的于歷史細微處來理解傳統(tǒng)中國的。同樣從社會階層和社會變遷的角度觀察歷史，周錫瑞卻是從義和團、辛亥革命，甚至一個葉姓家族的歷史來觀察近代中國的，他強調研究中國必須注重地方，也注重人，因為每個人的命運軌跡，背后都是波瀾壯闊、風云變幻的大歷史。許倬云先生的專長在先秦社會史，他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西周史》都是經(jīng)典著作，最近他在美國看中國，又寫了好些觀察大歷史的著作，他自己說，他是從制度史轉變到社會經(jīng)濟史、轉變到文化史、轉變成大歷史。而我呢，當然也喜歡中國大歷史，不過和許先生不一樣，我不僅是從思想、宗教和文化史進入大歷史的，而且是從中國出發(fā)看中國史，也從中國出發(fā)看全球史。
雖然歷史只有一個，中國也只有一個，但歷史學者總是橫看成嶺，側看成峰，在一個歷史過程中看到不同的歷史因果，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觀察角度，有自己的問題意識，有自己的分析立場。每一個歷史學者都試圖呈現(xiàn)自己的特別看法。在這本書有關費正清的那篇里，他有一句話讓我特別感觸，這就是成為學術上獨一無二的人！好的歷史學者忍受不了人云亦云，絕不可能鸚鵡學舌，他們各自有各自的中國認識，讓他們筆下的中國史呈現(xiàn)出繽紛色彩，所以，他們才有被訪談或者被記錄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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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被訪談或者被記錄，看上去這些歷史學者是主角，實際上提問、觀察和記敘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接受過不少采訪，對這一點深有感觸。一個好的提問者或記錄者，其問題和觀察不僅可以讓受訪者愿意講述自己學術研究的經(jīng)驗和感想，也許，還可以激活受訪者新的思考、新的聯(lián)想，甚至產生新的觀點，更能讓讀者從讀其書到知其人，洞察他們所處的時代。
李菁的訪談和敘述都很用心。在這部書中，你可以注意她特別講述的一些關鍵的點，以及一些有趣的事。這些點有的涉及學術大勢，這些事有的則關系到學者本人。比如，20世紀50年代費正清的東亞區(qū)域研究，對美國獲得更全球化、跨學科的視野，以及對外交政策產生的深遠影響，這是有關大歷史的點；而60年代的社會思潮影響周錫瑞走向社會史，則是因為我們對外交事務、國家領袖和知識精英等已經(jīng)沒有研究興趣了，我們想要研究的是人民，這是關于學者的事。又如，在伊沛霞最初進入中國學領域的時候，為什么駁倒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又譯魏特夫）1957年出版的《東方專制論》事關重大？這應該也是美國的中國學史中一個有趣關節(jié)。再比如，成書三十多年后，柯文回顧自己的著作《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仍然覺得書名起得恰到好處，為什么？他說是因為這是對黑格爾中國沒有歷史的觀點最機智的反駁。這話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了這一學術觀念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李菁的記錄中也提到裴宜理的父母曾經(jīng)在中國傳教、任教，都會說中國話，但她年少時從未記得父母用中文交流過，因為父親只會普通話，而母親只會上海話，這真是有趣的事。
歷史學者也是普通人，只是他們從事的是歷史知識的開掘與積累，具體說，是有關東亞和中國的歷史知識的傳播。好的學者都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心，我特別感動于書中柯文講的那個故事。他說，費正清在60歲生日時，對學生們立下規(guī)矩，不用回饋我，傳遞給別人。
我想，李菁這本記錄學者的書，初衷大概也就是把學者的所思所想，傳遞給別人。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