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為《破解遠大目標對思維的禁錮》，其中的一段話說：沒有設定目標的人，反而有可能嗅到路旁的玫瑰花香，廣泛地涉獵不同領域的知識，從而發(fā)現(xiàn)自己的興趣所在；而向著特定目標前進的人，很可能沒有時間邂逅最美的意外 。我欣賞作者的見解。對我而言，學術目標是高遠的，但也制約了思維，很難邂逅不期而遇的美景。
記得許成鋼先生說過，經濟學家需要熱切的心情，冷靜的頭腦，歷史學研究也一樣。要是對社會上發(fā)生的事情不感到有趣味，覺得沒必要去探究，那就根本不必以研究社會科學為職業(yè)。如果對社會上各種事情的根源和來龍去脈沒有好奇心，那就不必要以歷史學為專業(yè)。而真正身在其中，見識和實踐是要區(qū)分開的。見識要盡可能高遠，但科研實踐要低近，這是前輩的經驗之談。不過，太低太近，就很難開闊，甚而可能窒息。為了避免這一趨勢，我嘗試著打開一些窗口，給自己透氣。
我研究世界史的感受是，文明和文化太寬泛，講不明白。落實到經濟和政治層面，就容易講透。近幾年的課題集中于經濟史，專注于經濟學名著的反復閱讀和思考，有時把文明放在經濟視角看，就忍不住產生一些想法。我的想法可以概括為：世界史的核心是文明史。文明的要素一是財富，二是秩序。沒有秩序，就沒有財富積累；沒有財富，即使穩(wěn)定，也長期落后。廣義的財富，除了物質、制度和文化產品，還應包括人本身。廣義的秩序，除了穩(wěn)定、和平，還應包括割據時代的低烈度沖突和短暫均勢。然而，多年的研究工作，有時會畫地為牢。我博士論文的題材是中東近代經濟轉型，后來的課題是晚期奧斯曼帝國研究，著眼于帝國之衰和帝國之治，如今又以通史的視野研究中東地區(qū)的經濟演變，都意在探究中東地區(qū)混亂和貧窮的根源。
當教師 30 多年，兼做專業(yè)的研究，想的多，課堂能講的少，發(fā)表的也有限，因此總有積累的剩文。這些長短不一的文章，大致是反映文明社會的常態(tài)與變態(tài)，仍可以放在世界經濟史范圍內，又可以出一本文集了。但如何取名，頗有些躊躇。
為什么對文集取名猶豫，自己也說不上。但清楚地記得，前三本文集出版之前也左思右想，書名變了幾次。我想起有人形容愛情的一個說法：結結巴巴、吞吞吐吐、猶猶豫豫，那才是真愛�？梢�，對自己的文集出版，包括取名，確實是動了真感情的。我每次出版學術著作從沒有犯難，因為用不著躊躇。凡是要出版的著作，不是博士論文、博士后報告，就是課題項目的成果，都是早就確定了選題的。對自己學術著作的取名，不但前期不用斟酌，過后也不思量。而寫隨筆、雜感、書評、訪談稿畢竟都是副業(yè)，是私活，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出版文集前要反復思慮和取舍。
這本文集中，一些文章是在課堂討論中受啟發(fā)而寫的，有的是讀了好書的感想，有的是講座的文稿。還有一些是大題小作的文字，題目本來可以寫成論文，但搜集材料費事，即使完成，也未必能順利發(fā)表，就干脆簡單地寫下構想或感悟。我期望的狀態(tài)是，悶頭悶腦地積累，不聲不響地思索，有模有樣地寫作，一篇一篇堆積起來，呈一己之見，不和人打嘴仗。因此，這些文章的總特點是，在經濟史的視角下審視熟悉的文明論題。這些論題有的是政治問題或制度問題，有的涉及文化或文明。
其實，在大城市工作的人，不知疲倦地爭搶著，勤奮而執(zhí)著地內耗著，在各自的圈子里因害怕掉隊而拼命前行。至于事業(yè)在哪里，成就大不大，似乎就顧不上細究。網上說的我卷 故我在，也許是有道理的。通過這么多年的觀察，我發(fā)現(xiàn)，無論做學術還是搞藝術，都像是畫沙畫，畫完了，一風吹了；再有人來繼續(xù)畫，畫完被吹，所留的痕跡有限。這本小小文集，也不指望留痕。我只是想把自己思考過的問題、事件、人物和作品，做一個集中記錄，變成印刷品，便于閱讀，也希望和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