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者到自我的寫作轉換
評丘脊梁的小說
劉 恪

（一）
最有湖湘之氣的是碼頭：從東南青草湖面?zhèn)鱽淼氖菒撼舻聂~腥味，太陽直射湖灘后，漂浮物里夾著潮濕的熱氣，還有碼頭上扛粗重貨物的工人，頭上正冒著灰白的熱氣，赤裸著背脊，把頭夾在貨物中，在陽光下像螞蟻般地爬動……十年過去了，丘脊梁筆下的意象我還沒忘記。那時，他拿來一堆稿子，說要我?guī)退�判斷他適合寫小說還是散文。那時候他已經(jīng)發(fā)表了上百篇的小小說了。我在那個熱得心里發(fā)慌的天氣下讀完了他十幾萬字的稿子，無論他的小說還是散文都讓我覺出一份生活的沉重，他的表達非常有生活的內(nèi)涵，且有充沛的情緒與力量，這倒讓我頗感意外。我說的是：你主攻一種文類，另一種寫法也不要放棄。我曾讀過他的《疲軟的安全》，作品表現(xiàn)都市生活的一隅，但這一隅是心靈角落的某一灣，而這一灣正好對應了家庭生活中的某種隱秘。社會和家庭生活是安全的嗎？每個人都會有些隱隱的擔心，尤其到了今天都市狀態(tài)下的社會生活，從家庭到公共領域，從社會環(huán)境到自然環(huán)境，無論哪一點都會有潛在的危險。這是今天社會生活的本質，危機一詞有了特別的含義。今天，城市里的人首先考慮的一定是健康與安全感，這已經(jīng)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一點一滴了。從夫妻生活到機關的貪官污吏，從媒體紅人到碼頭工人，均是人人自危的狀態(tài)，都在尋找沒有靈魂意義的安全感。今天看丘脊梁的作品仍具有很強的社會意義。早年，他愛寫機關、報社、飯店、書店、洗浴店，都市生活的漂蕩，這大概與他在各行業(yè)打過工有關，三教九流，很具有社會生活的廣度，表達的是社會生活中的眾生相。那么如何理解這些機關文員的本質呢？擺在他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提升級別到領導崗位，進入官僚階層；另一條便是熬一輩子直到退休�！豆P桿子》中的老梁是一個秘書，好筆桿子，按機關熬年頭，他是可以正常地做一個小官的，但事與愿違，由于材料寫得好，無論崗位怎么變動，他還是要寫材料，提了副主任還是沒用。他受給領導開車的好司機啟發(fā)：好司機領導喜歡，而壞司機往往被領導調(diào)離還給安排好工作。因而，老梁如法炮制，故意把材料寫得不好，哪知道一下被機關改革給精減了。老梁由最好的筆桿子變成了瘋子。這個故事極具內(nèi)在的諷喻力量。

（二）
近幾年，丘脊梁的寫作發(fā)生了變化，他把筆墨轉向了自身，轉向了他的故鄉(xiāng)、他的家族。他有一個極富象征性的標題沿著一條河流回家。這很重要，表明他以前的社會寫作是關心他者，關心社會生活里的蕓蕓眾生，這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他者寫作�，F(xiàn)在他關注的是自我，是一種反思性寫作。自我是什么？家族是什么？什么是我們的根脈？我們?nèi)绾卫斫馕覀兊母�脈及其自身，通過反思我們才知道如何更好地生活�！稘M眼是根》中的王宗保從挖根到栽樹，栽上樹根脈才能得以延續(xù)，這是他至死的夢想。他死亡之前有一段想象的文字：夢是綠的千萬條樹根，在厚實的泥土里瘋狂地生長，長出一根根的枝條……根是一種寫實，在今天的社會里又是一種想象，人們在無可奈何的失落中更充滿對它的思念�！蹲詈蟮姆N子》中的奶奶本人就是一個家族的根脈，她依戀茴，最后這種依戀變成了生命的形式，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嘴里還含著半截燒烤的茴。每一個人都會懷念自己的根脈，這不僅是出于原型的考慮，更重要的是人們對遺傳學篤信無疑。我們個人一定是直接而具體地來源于民族志和歷史進步論的綜合。（威廉·亞當斯語）每個人都是生物進化的繼續(xù)。那么，我們肯定有一個自己的源頭，這觀念是深入每個人的無意識狀態(tài)里了。按理說，我們只要找到家族和個人的根脈就可以了，就能認識到自己就是其中一個。但事情沒這么簡單，因為人類學的認識與研究是一種他者的研究，道理很簡單，你不是你自己，居于氏族之中，你是一個家族的后代，你看不到你的家族，你只能證實你的家族。你只有通過他者的材料，從內(nèi)部和外部兩個方面觀察，既作為自我也作為他者。作為集體的人類社會就是依據(jù)這樣一個心理學的基本假設：個體所見的自身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見的，但反之亦然。可見，一個人是不能單獨認識自我的。要通過他者和社會進行反思。所以，丘脊梁的這一家族系列小說也有非常濃厚的社會性。他最近發(fā)表的《地盤》，受到了《小說選刊》的重視，這便是例證。表面上說的是作為治安聯(lián)防隊長的父親與黑幫頭目肖拐子之間的斗爭。但里面包含另一個復雜視角：我觀察父親的態(tài)度，英雄還是狗熊。出人意料的是父親的示弱反而激發(fā)出人性的光輝，從另一個角度獲得了人性的尊嚴，三千元失而復得。我們仔細分析后可知這是兩個群體的斗爭，一方是執(zhí)法者代表的正義，另一方是犯法者及一個區(qū)域（暗示地盤意識）。我和父親顯然具有家族的傳承含義，敵手既有害怕又有復仇在里面，黑幫的力量更強，也很有整體性。我們也有害怕和不怕的東西在內(nèi)，這種抗衡對立，已超出個人的含義，所以小說一開始就具有群體較量的含義，這極大地拓寬了小說的社會性，這種對抗從表面看很罪惡，但僅是一個形式，如跳刀、摩托車燈，排開示威的陣勢，實際都沒有構成作惡犯罪的性質，僅僅只是張揚，父親和我也應用了許多張揚的策略。這些對應的形式如何構成最后的和解呢？這是雙方劍拔弩張的形式，其內(nèi)在的雙方都有服軟示弱的人性和解，要解決整體矛盾，個體都要付出部分犧牲，犧牲一些角色的身份，上升一些人的地位，不然《地盤》的故事會永遠沒有結局。這并不是現(xiàn)代社會城市里某一個角落的簡單爭斗，原始靈魂乞求和解是每一個人也是他者的愿望。這既是個人也是群體的愿望，這就是氏族社會以來為什么有那么多幫派團體，而個人也不斷被納入組織化進程。這就是馬塞爾·莫斯說的氏族整體性，一方面，氏族被認為是由某些人也即人物構成的；而另一方面，所有這些人的角色實際上是要各自預先表現(xiàn)氏族的整體性。如果不立足共同的人性基礎，人類和平便是一句空話，不僅如此，一個家族內(nèi)部的傳統(tǒng)、名譽、種族遺傳特色都具有這種個人性與整體性。奶奶的象征具有極大的嚴肅性最后的種子，奶奶最后畢盡了光輝，她是最后的嗎？她的孫子身體依舊還有茴的營養(yǎng)，人不滅物種不滅，作為食物滅的僅是個案，不滅的還是整體的流傳，茴永遠會作為糧食的一部分。但是某種生物學上的類的滅絕一定會產(chǎn)生巨大悲劇，從個案上講，奶奶與茴有探索人類命運深度的啟示。安南茴作為三百年前平江山區(qū)的主要糧食，它的傳承成為奶奶家族的生產(chǎn)方式，也作為生活方式，繼而成了安身立命的族傳遺產(chǎn)，從糧食遺傳到種族生命遺傳，都與茴息息相關。這樣寫奶奶就是寫茴種，寫茴葉便是寫生命，奶奶和物種無論生命性質還是日常生活方式均保持驚人的生命同步。家族是傳承演變的，奶奶和茴也是傳承演變的，奶奶在一個龐大的家族傳承中，茴作為番薯的象征流傳，從生命性質上保持某種同構，只不過茴在泥土中作為種子傳遞。人活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以社會方式作為演變，表明了生物意義的所有生命都是同根，人的生命并不比其他生命優(yōu)先，傷害其他生命也是傷害人類自身，這就有了一個大的生物圈的理念。關鍵在于作者我作為孫子在這個生命傳遞過程中感同身受，具有一種命運反思與感嘆，這樣既增加文本敘事的可信任度，又增加了藝術真實的感染力。我們說把它作為人類學的一個標本，而且真正具有田野考察作用，特別是在今天社會特別強調(diào)生態(tài)平衡和物種生存，它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今天我們考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無不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相關聯(lián)，任何生命形式的存在與滅亡都會被視為人類史、地球史上的重大事件，再參照社會現(xiàn)代性反思，我們會有更為建設性的新的世界觀。
（三）
丘脊梁以后將面對的是兩個大問題：其一是如何處理大材料和大文本，在結構上把握文本的整體，使局部更有機地與整體融合。說得更明白一點是局部分布如何在一個宏大整體中找到合適的位置，在萬字以內(nèi)的文本中他可以得心應手地處理，龐大的中長篇呢？有時候可能憑借激情，一個局部拉得很遠，再回頭看它與整體就不合�；蛘哂謱懸粋�更大的局部，這是一種結構上的控制能力，恐怕脊梁要加強訓練。其二是運用一種什么樣的話語方式，以何種口氣一貫到底，當然，目前他以激情式的敘事方式，保持某種快捷的節(jié)奏，語言有流動性。但這并不能適應他的整體創(chuàng)作，也不宜風格化。似乎要另辟蹊徑，選擇，或者是鍛造一種更成熟的話語方式。我觀察他這兩年的寫作，他漸漸地找到了一種語言，并把這種語言方式文體化，漸成風格。這從兩個文本里顯示出特征：《從郊野抵達內(nèi)部》（散文）、《最后的種子》（小說）兩個文本的語言似乎構成了他對過去文本的反抗，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機制。過去他的文本過多地受情緒左右，特別是快節(jié)奏地安排語言關系，小說具有一種現(xiàn)代性氛圍，這樣很容易把文體變成一種煽情的讀本。從這兩個文本開始，他增加了語言表述的客觀性，從容不迫地讓詞語展開，裸露詞語與事物本質的勾連，在一種展示中消弭了些許節(jié)奏性，代之以句子帶動詞語的旋律感，應該說這是一種保守式的古典方法的寫作，可這樣它更有中國意象和中國風韻。為了記憶整理過往的事物，因為害怕遺忘便慢慢地鋪展事物，清溪及清溪所有的景物，是靠事物自身的關聯(lián)被連帶出來的，注意句子和詞語中聲音因素的處理，有意使他和雨絲、溪流、輕風同時保持一種速度，這是語言速度帶出的淡淡的抒情意味。一條與道路相連的河流，交匯式的江流，人生非常自然地進入了它的命運河流，側重于河流上的纖夫，把流水寫成命運之書、命運之關，這當然是常態(tài)書寫，但因其語言、河流、心境三者是一致的速度，它的味道就產(chǎn)生于其中，寫湖，落點在草地與樹，揭示一種生命的真相，使它具有一種醒目的、讓人心動的新的呈現(xiàn)，使一種生物生命與人的靈魂產(chǎn)生共鳴。可喜的是，他真正由表述一種事物外部達及了一種事物的內(nèi)部及人物心靈的內(nèi)在體驗狀態(tài)，所有客觀物都有一種自我魂靈的掌握，舒收自如，仍由一種情韻的揮灑。真正做到了客觀事物不能和主觀情緒分離。自《最后的種子》開始，他有了一種自己說話的方式。我稱之為本色敘事，這是一種真正屬于自己的說話方式。首先，他使用地域性口語，壓著語調(diào)，控制速度，和奶奶、父親、家人保持同一速度，有一種情調(diào)上的對話關系，這樣產(chǎn)生的效果便是如說家常，略帶一點語言傾訴。其次，他的詞語也帶有地方性，首選的對象物紅薯，他使用的是茴。關于茴的生產(chǎn)知識具有地方性，例如翻藤、挖茴、存種等方式極具地方性，山區(qū)是這樣，而湖濱平原控制薯藤瘋長是要剪藤的，同時紅薯藤葉是可以做菜的。最后，他的口語因其家族的對話，一切生活風俗、節(jié)慶心理都保持他地方和家族特色。文本內(nèi)人物命名、人稱、生活故事與人物同步，家族傳奇與茴的物種關聯(lián)都是極具個人化的。由于這種本色敘事是與家族相關的，所以生產(chǎn)茴的過程也是家族教育的過程，奶奶是一個人性的教育家。本色敘事必須在語言上保持個人說話的特色，這包括家族和個人習慣的用語，這種語言有一個度，太私人化了別人會聽不懂，太大眾化了語言會平賤而俗套，還要安排一套合適的說話速度和韻調(diào)�？梢姳旧�一詞是指個人之特色。安排好個人特色的語言，就要有獨特的句子表達方式，長短句的處理，詞匯組合的反常配置，口語的和書面的語言結合。盡量少用邏輯語言，強化詞語的感性，要特別尊重個人直覺�？傊�，這是丘脊梁的本色敘事的開始。

2016年12月，岳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