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思想史中，形形色色的學派屢見不鮮，同儕之間的偉大友誼卻很罕見。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雅斯貝爾斯似乎相信自己與海德格爾能夠 滋生出這般情誼，后來亦曾對此抱有期待。然而，《馬丁·海德格爾札記》卻是這一期待的終末曲，也是一篇持續(xù)三十余年的“古樂章”。在雅斯貝爾斯離世之際，這部寫于１９２８至１９６４年間的三百頁的 札記便被置于案頭。盡管近五年未添新頁，但這部札記就在他的手邊， 仿佛這場“談話”可以隨時再續(xù)。實際上，直到他生命的盡頭，這場“談話”仍在進行。海德格爾忍受著（與雅斯貝爾斯的）諸種紛爭，亦曾不時 詢問漢娜·阿倫特（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是否只能隨著年齡的增長來化解 這段恩怨。我仍記得，直到他去世前幾個月，我還多次與雅斯貝爾斯討 論過這些紛爭。任何和解的嘗試都宣告失敗，要么是因為雅斯貝爾斯 的妻子維托———她是一個猶太人，要么是因為他本人洞見到，試圖淡忘 （那些紛爭）并寬恕對方，從而達成私下和解，對雙方來說都不大合適。 二十多年來，雅斯貝爾斯始終在等待海德格爾的一句話。借由這句話，海德格爾能夠坦承，他曾拒絕納粹，同時毫不妥協(xié)地、公開地與法西斯主義保持距離，亦如他曾為法西斯主義竭力辯護。然而，當從漢娜· 阿倫特那里得知，海德格爾至死都會逃避自己的罪責，當通過阿倫特的《明鏡》雜志采訪確證了那一點，雅斯貝爾斯便看不到還有任何橋梁立于彼此之間。 要想理解雅斯貝爾斯的失望程度，我們就必須再現(xiàn)兩人的關(guān)系史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那些希冀。 雅斯貝爾斯之前從未學習哲學。因此，當他從精神病學和心理學 悄然轉(zhuǎn)入哲學專業(yè)時，他在同輩學者之中無法找到任何歸屬感。盡管 有一個學者———格奧爾格·齊美爾（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曾引起他的關(guān)注，同時有一個整體方向即現(xiàn)象學曾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現(xiàn)象學能讓科學結(jié)出累累碩果。但對他來說，在哲學教席中間似乎普遍盛行 某種無謂之功———僅僅在純粹形式層面上要求一門嚴格的科學。再聯(lián) 想到最能深刻觸動他的那些思想家———克爾凱郭爾、尼采和馬克斯·韋伯，便不難發(fā)現(xiàn)，他幾乎相信，整個大學的哲學專業(yè)都只是某種最可有可無的教學形式，因為這種運思方式喪失了對象，也脫離了生存關(guān)聯(lián)。在雅斯貝爾斯那里，大學哲學喪失了合法性。所以，哲學必須在大學中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性。對他而言，這只有一種可能，即發(fā)動一場革命，也就是源始地把那些思想巨擘的思想內(nèi)容化為己用。哲學應當從純粹結(jié)構(gòu)上的臆想中返回到世界向度、生存啟示和“形而上學”。 在所有的專家學者中間，他只找到一位看到了徹底革新之必要的志同道合者———馬丁·海德格爾。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之后，雅斯貝爾斯才聽說他，彼時的海德格爾在公共領域還只是一個無名之輩，“不過已經(jīng)有關(guān)于他的傳聞產(chǎn)生”（《哲學自傳》，慕尼黑，１９７７年，第９２頁）。另一方面，借由《普通心理病理學》（１９１３）、其他的精神病學論著以及１９１９年出版的《世界觀的心理學》，雅斯貝爾斯早已聲名鵲起，并且不限于上述專業(yè)領域。 據(jù)雅斯貝爾斯記述（《哲學自傳》，第９２頁），在１９２０年４月８日暨胡塞爾６１周歲誕辰之際，兩人才首次相遇。雅斯貝爾斯沒有讀過海德格爾的博士論文《心理主義的判斷理論》（１９１４）以及后來撰寫的教職論文《鄧·司各脫的范疇與意義學說》（１９１６），因此，他對海德格爾的第一印象完全取決于人格方面。他們之間的交談以“一種急迫而又緊張的方式”展開（《哲學自傳》，第９３頁），這一點值得注意。雅斯貝爾斯拜訪了海德格爾的“陋室”，并邀請他前往海德堡。與此同時，海德格爾也意識到，這個人將與自己產(chǎn)生學術(shù)上的交往。１９１９年，海德格爾研讀了《世界觀的心理學》并撰寫了一篇書評。他也答應一段時間之后前去拜訪雅斯貝爾斯，這一點可由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１日郵寄的明信片證實。而且，那次拜訪只是海德格爾前往海德堡展開一系列訪問的序曲，兩人之間的交往持續(xù)了很長時間，最后一次發(fā)生在１９３３年６月。考慮到身患 惡疾會妨礙外出旅行，１９２０年之后，雅斯貝爾斯沒有再去拜訪過海德格爾。 不難發(fā)現(xiàn)，有如下三個原因，讓雅斯貝爾斯在同海德格爾相識之初便受其吸引。首先，海德格爾同樣拒斥學院哲學，因而處于同雅斯貝爾斯相似的情緒中。他也在追求不同于學院哲學的實事之嚴肅、教學之強力。其次，他們看起來都出于相似的基本處境而從事一般哲學的復興工作，也就是說，他們的思想旨在讓關(guān)于生存的諸種范疇發(fā)揮出全新效用，這些范疇已經(jīng)在奧古斯丁、路德、帕斯卡爾、克爾凱郭爾和尼采那里得到了局部的思考。最后，我們不能只是同某個人就哲學而討論，更要能夠展開一場哲學對話。鑒于雅斯貝爾斯的狂熱態(tài)度，他很有可能 暫時忽略了藏在兩人共同點之外的那些差異。能在另一個人那里獲得肯定，這讓雅斯貝爾斯感到歡欣鼓舞，也是他所尋求的事情。因此，在他看來，曾有某個瞬間，海德格爾或許就是那個時代的哲學之化身，同時也是這樣一個事物的化身，它“只是在過去顯露出來，并且不可避免地成為哲思”（《哲學自傳》，第９５頁）。有了海德格爾“做伴”，一場思想革命看起來觸手可及。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夢寐以求的友誼暫時成為現(xiàn)實。兩位思想家都對彼此敞開，采納對方的建議和提醒，開誠布公地相互批評。他們對當下和未來的思想都有了把握，畢竟至少會有一個人理解自己。 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發(fā)生了一件讓雙方都備感失望的事情。 １９２１年６月，海德格爾把自己關(guān)于《世界觀的心理學》的書評打字稿寄 給了雅斯貝爾斯，同時也寄給李凱爾特（Ｒｉｃｋｅｒｔ）和胡塞爾（Ｈｕｓｓｅｒｌ）每 人一個副本。在此之前，海德格爾曾告訴雅斯貝爾斯，在這本書中，他看到了一場思想變革。但如今隨之而來的卻是一種冷靜客觀的批評，海德格爾建議雅斯貝爾斯重新改寫整本書，讓它去完成一項原本全新的工作，并主張把臨界處境（Ｇｒｅｎｚ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這個基本概念完全確立為整本書的指導思想。海德格爾或許認為，借由這一系統(tǒng)性的建議，甚至可以比雅斯貝爾斯本人更好地理解那部作品及其作者。雅斯貝爾斯卻感到自己未曾被理解，亦覺得上述批評并不完全公允，并將這一想法坦誠地告訴了海德格爾。后來的資料證實，雅斯貝爾斯彼時認為上述批評是“草率的”（《哲學自傳》，第９５頁）、“以偏概全的”（參閱附錄《雅斯貝爾斯所收藏的海德格爾相關(guān)讀物》和第２１０條札記）。盡管在《世界觀的心理學》第三版（１９２５）前言中簡短地探討了海德格爾的建議，但他最終還是明確予以拒絕，并對“海德格爾”這個名字只字未提。私底下， 他也可能沒有興趣再去找海德格爾澄清那些批評。這也許是海德格爾在雅斯貝爾斯生前未曾把那篇書評公之于世的原因之一。 兩人之間的不滿和委屈情緒暫時表露出來，他們也開始對彼此的“戰(zhàn)友”身份產(chǎn)生懷疑。雅斯貝爾斯自然明白，海德格爾已經(jīng)全面研讀過那本書（《哲學自傳》，第９５頁），他也是唯一“知道我在哪個地方?jīng)]有取得成功”（參見雅斯貝爾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撰寫的書信草稿）的知己同仁。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海德格爾卻突出強調(diào)了他的失敗之處。 雅斯貝爾斯很可能認為此事毀壞了兩人之間的團結(jié)。他并非對那些批評毫不在意，反而很看重對方的認可�；蛟S察覺到了雅斯貝爾斯將是自己未來的論敵，李凱爾特遂在《邏各斯》（１９２０年第９卷）上發(fā)表了一篇措辭激烈、若干地方甚至帶有嘲諷語氣的書評。海德格爾似乎也加入了李凱爾特的陣營，雅斯貝爾斯自然為此大受打擊。對雅斯貝爾斯而言，李凱爾特正是哲學革新所針對的、日益墮落的學院哲學的代表。 而海德格爾同樣備感失望，雅斯貝爾斯竟然沒把他直接而費力的援助理解為一次團結(jié)的行為。但毫無疑問，這理應被認為是一次團結(jié)的行為，也是一場事關(guān)未來之思的雙邊對話。海德格爾的那些批評看起來還蘊含了積極的奠基工作，亦即后來的基礎存在論的一些指導思想。 不過，雅斯貝爾斯似乎對其他人的新思想缺乏興趣。１９２２年，海德格 爾曾向他誦讀過一段文字，是其為撰寫《存在與時間》而準備的一份手稿，雅斯貝爾斯卻對此興趣寥寥：“我無法理解它�！保ā墩軐W自傳》，第 ９８頁）難以想象，雅斯貝爾斯竟然想要理解卻理解不了。數(shù)年之后， 他把自己的上述行為看成一種拒絕，而且不只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 與此同時，兩人之間的“不和諧”也表明了他們彼此之間存在差異。１９２３年，雅斯貝爾斯曾送給海德格爾一本專著《大學的理念》。據(jù)洛維特記述，海德格爾竟然表示那本書是“當今雞肋中的雞肋”，“雅斯貝爾斯和我無法再成為戰(zhàn)友”。（《哲學自傳》， 第９７頁）雅斯貝爾斯深感震驚，因為海德格爾在信中曾樂意使用“戰(zhàn)友”這一稱呼。此外，海德格爾并沒有把那些批評和異議當面告訴他，而是在第三者面前談論他，且?guī)в休p蔑的語氣，這一點也讓雅斯貝爾斯感到受傷。是年９月，趁海德格爾來訪之際，雅斯貝爾斯提到了那件事。海德格爾以懇切的語氣否認了上述說法，于是，雅斯貝爾斯把整件事情看成是“無事生非，同時讓人精殫力竭”（《哲學自傳》，第９７頁）。 海德格爾肯定為他的寬容感到意外，并深受觸動，因為像他這樣一個性格靦腆、個性上克制的人隨后竟然寫下：“從９月２３日起，我與您共同生活的前提就是———您是我的摯友。這是一種在愛之中承擔一切的信賴！”（參見海德格爾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７日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類似的流言蜚語沒有中斷他們的情誼。雅斯貝爾斯對這件事徹底釋懷。不過， 在海德格爾加入法西斯之后，前面提到的那些意見分歧開始展露出重要意義。它們造成了如下印象，仿佛海德格爾是這樣一位朋友：“當誰不在場的時候，他就會背叛這個人；但是，在那些無關(guān)緊要的時刻，他又如此親近，讓人難以忘懷！”（《哲學自傳》，第９７頁） 隨著新作出版，兩人之間的關(guān)系開始得到深化。自從他們相識以來，海德格爾未曾有任何作品出版，雅斯貝爾斯也只發(fā)表過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方面的文章。在兩人關(guān)系最密切的幾年里，他們都致力于撰寫各自的主要作品。當《存在與時間》出版時，雅斯貝爾斯也已經(jīng)勾勒出《哲學》的基本框架。海德格爾曾提到，只有兩個人能夠理解他的書———雅斯貝爾斯與布爾特曼（Ｂｕｌｔｍａｎｎ）（參見第２１０條札記）。鑒于此，海德格爾似乎間接表達了這樣的期待：正如數(shù)年前他在《世界觀的心理學》出版時做過的那樣，雅斯貝爾斯同樣能夠全面研讀《存在與時間》，并且撰寫一篇書評。 不過，雅斯貝爾斯并未那樣做。盡管早在１９２８年他就在自己的研討班中評論過《存在與時間》的個別片段，尤其是海德格爾對黑格爾時間概念的批判（參見第１至第４條札記），他也曾借此機會請漢斯·約納斯（ＨａｎｓＪｏｎａｓ）做過一場關(guān)于海德格爾思想的報告。然而，他當時終究未能下定決心去全面研究整部著作，之后也未能完成。雅斯貝爾斯研讀過《存在與時間》的大部分內(nèi)容，不過是以斷斷續(xù)續(xù)的方式進行的。 之所以如此，一個可能的外在原因是，那個時候，疾病限制了精力，雅斯貝爾斯于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哲學》的撰寫中。內(nèi)在 因則在于，他無法真正地對海德格爾的思想產(chǎn)生共鳴。他只是在個別分析中———比如“常人”或者“向死存在”中———提及海德格爾�？傊�，對那本著作嚴謹而有建設性的寫作風格、形式方面的亮點以及遣詞造句方面的講究，他都興趣寥寥。在他看來，《存在與時間》正是他一直想要規(guī)避的那些作品的一個翻版———它像是一種“科學化的”哲學，帶有慣常的體系化趨向、在內(nèi)容上成為某種客觀教條的趨勢以及把生存之 模棱兩可性絕對化的傾向。他愈是在《哲學》的起草方面順利推進，愈是熟知海德格爾已發(fā)表的更多作品，就愈是看清了自己與海德格爾在 基本觀點方面所存在的那些差異。早在１９３３年之前，雅斯貝爾斯就曾 對海德格爾的思想做出全面而犀利的評價：“無交往的、無世界的、無神 的�！保ǖ冢窏l札記）至于他是否曾以同樣犀利的方式將這一評價告知海德格爾，我們無從得知。但他不會對自己的懷疑態(tài)度保持沉默，這一切 肯定也令海德格爾十分沮喪。他可能因此很少再去海德堡拜訪雅斯貝 爾斯。不過，他也有可能在期待如果自己獲得了巨大成就，或許就能忘 掉那一切。無論如何，海德格爾在任何時候都未曾以任何方式表現(xiàn)出 受傷的樣子。相反，他倒冷靜地確信自己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作品，這也讓他看起來不再在乎得到雅斯貝爾斯的認可。 大概在１９３１年底，雅斯貝爾斯曾寄給海德格爾《哲學》和《時代的精神處境》這兩本書，隨后收到了海德格爾寫來的一封熱情洋溢、通篇幾乎盡是溢美之辭的書信，海德格爾或許想要借由這封信同雅斯貝爾斯保持距離：“如今借由您的作品，那個不可通達而又整體性的東西最終在哲學中存在，這一點非常重要。您是以明確且果決的勝利者姿態(tài) 來講述的，是借由已得到驗證的生存財富來道說的�！保▍⒁姾５赂駹�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盡管雅斯貝爾斯并不喜歡 “以……的勝利者姿態(tài)”這類措辭，但他仍因此滿懷希望：“我倆之間將有事情發(fā)生�！保▍⒁娧潘关悹査梗保梗常蹦辏保苍拢玻慈兆珜懙臅�信草稿）當兩部作品擺在面前，他冒出了一個念頭：嘗試展開一場彼此之間的 論辯，“在哲學世界中第一次引入溝通式的批判，而不是戰(zhàn)爭”。（參見雅斯貝爾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撰寫的書信草稿）他為此提出的設想是，他本人對《存在與時間》進行批評，海德格爾則對《哲學》展開批判，關(guān)鍵在于解構(gòu)對方著作的基本特征（形式上的特別之處）。雅斯貝爾斯將這一點重新看成兩人的共同之處，而且現(xiàn)在愈加得到彰顯。通過這 樣一來一回的互動，他們將一道向公眾呈現(xiàn)出一部對話作品。原本計劃好的相互批判最終只是呈現(xiàn)為《馬丁·海德格爾札記》這份獨白性的素材，但雅斯貝爾斯認為，這已是兩人哲學工作的巔峰之作。這部作品也是兩人友誼的具體呈現(xiàn)、戰(zhàn)友關(guān)系的公開證明，還可能是這樣一份共同素材，它見證了兩人雖已分道揚鑣，但都開始了哲學上的革新。 然而，事情卻向別的方向發(fā)展，而且是以雅斯貝爾斯完全無法把控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