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新版序言

我曾經(jīng)用十二個字來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的半個多世紀西方（主要是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即從外到里從大到小從上到下。大致的意思是，戰(zhàn)后初期的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史學界中國研究的主流是政治外交史，著重研究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將近代中國的各大事件和運動基本上看作是西方勢力在中國運作的結果，以及中國人的反應（其中也包括共產(chǎn)主義）。這種研究方向被總結為西方?jīng)_擊中國反應范式。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受越戰(zhàn)和美國國內(nèi)民權運動的影響，年輕一代的學者挑戰(zhàn)這種范式，強調應該從中國內(nèi)部自身的發(fā)展看中國近代史，提倡所謂中國中心論，我將這個變化概括為從外到里。
與此同時，作為從中國內(nèi)部看中國歷史的一種努力，學者們開始注重區(qū)域研究，強調中國各地歷史的特點。學界開始從將中國看作是一個籠而統(tǒng)之的大整體，轉變到將中國視為是一個多元的、由各大地理區(qū)域組成的國家。于是地方史大行其道，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學術著作大多把一個地方或區(qū)域作為根據(jù)地，而有影響的學術專著中已鮮有籠統(tǒng)討論大中國的題目了。臺灣地區(qū)學者得風氣之先，20世紀70年代就有頗具規(guī)模的區(qū)域史研究，20世紀80年代出了不少有影響的中國現(xiàn)代化的區(qū)域研究專著。同時學者的選題也趨向社會經(jīng)濟史中比較具體而微的題目，而非20世紀五六十年代時的政治、外交、軍事大題目。是為從大到小的轉變。
與從大到小相輔相成的是學者所作的題目開始從帝王將相等大人物趨向中下層民眾或所謂草根社會。對名人、名事、名物的研究繼續(xù)在進行，許多研究課題也還是以社會上層為主，例如士紳、社會精英團體、知識分子等等，但普通民眾的生活以及大眾文化也漸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了。同時這一趨勢也促成了歷史學和其他學科的結合，形成一些交叉學科的題目。因為研究草根社會往往和社會學、人類學、文學、經(jīng)濟學等學科相關。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經(jīng)濟史最興旺的時期，許多歷史著作已有相當?shù)慕?jīng)濟學成分。20世紀90年代以后則更多地和社會學相結合。這樣學者研究的興趣也漸漸地從社會上層逐漸往下移挪，形成一種從上到下范式轉變的趨勢。
這本在20世紀末出版的英文著作，所反映的就是上述十二字的學術軌跡或趨向。上海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大都市。它的發(fā)展與鴉片戰(zhàn)爭后該城被列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此后又成了外人租界的濫觴有直接的關系，是中國最西化，甚至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在中國，卻不是中國的城市，所以外力對上海的影響是無可置疑的。但本書的主要出發(fā)點是將上海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城市來看待，也即遵循了從外到里的原則。事實上雖然上海很西化，上海的外國居民的人口，卻從未超過3%。而我對這個中國最大、有過許多影響近代史的大事件的城市的關懷，卻似乎只是一些上不了學術臺面的、衣食住行之類的日常生活瑣事。古人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由此看來，要在學術界推動從大到小研究方向，我就只能自認是個不賢者了。更有甚者，因為覺得庶民文化是被學界長期邊緣化的領域，我所關心的日常生活、物質文化等還不是上層社會的燈紅酒綠，或有閑階級的琴棋書畫，而是上海最普通（如石庫門）乃至是最下層（如棚戶區(qū)）居民的茶米油鹽、悲歡離合。簡言之，這一研究契合了從上到下的轉移。
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界的中國城市史研究是這個學術大潮流的一個組成部分。從20 世紀80年代中期起至今，英語世界出版了不少中國城市史的學術著作，而其中大部分都與上海有關，尤其以民國時期的上海歷史為主流，可謂顯學，甚至有了上海學（Shanghaiology）一詞。有關上海歷史的著作的特點可用六個字來概括：量大、題廣、質優(yōu)。首先是量大：自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包括通俗讀物及回憶錄，英語世界平均每兩年就有一本有關上海歷史的學術專著出版。這在匿名審稿制和出版經(jīng)費普遍緊張的情況下，可稱奇跡。美國本土的大城市包括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英語世界的都市如英國倫敦、加拿大溫哥華、澳大利亞悉尼，以及巴黎、東京等等歷史久遠的世界級大城市，都遠遠沒有受到學術界的如此偏愛。
其次是題廣。除了有關 19世紀道臺、公共衛(wèi)生、藝妓等少數(shù)幾本專著外，上海史的著作絕大部分是以20世紀為主，題目包括紗廠女工、蘇北人、工人運動、資產(chǎn)階級、市政運作、青幫、警察、妓女、同鄉(xiāng)會、電影、《申報》、《點石齋畫報》、小報、出版印刷業(yè)、煙草業(yè)、月份牌、戲劇、孤島時期、學生運動、飯店烹飪業(yè)、博物館、里弄以及市井生活等等。其中單是有關近代上海妓女的專著就有三本之多。
最后是質優(yōu)。以上海史作為研究重點的學者中包括不少西方中國學領域的領袖人物，如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加州大學教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曾任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會長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康奈爾大學的首任胡適講座教授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明學院教授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葉文心（Wen-shin Yeh）、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等等。當然名人不一定出佳作，但一般而言，上海史的著作還是以上乘居多。上海史的著作在史學著作中獲獎之多也是少見的。如裴宜理的《上海罷工》（1993）獲費正清獎，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95）和拙著《霓虹燈外》（1999）獲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最佳著作獎，以及賀蕭（Gail Hershatter）的《危險的愉悅》（1997）獲美國歷史學會瓊·凱莉（Joan Kelly）紀念獎等。
學術需要不斷地創(chuàng)新和深化。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一些中國歷史學者就對學界上海史研究一枝獨秀的局面提出疑問。1996年在歷史學家周錫瑞的主持下，曾在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開過一次題為上海之外：體驗民國時期中國城市（Beyond Shanghai: Imaging the City in Republican China）的學術會議。后來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再造中國城市：現(xiàn)代性和國家認同，19001950》一書即此次會議的論文集。
此書的九篇論文研究的對象包括北京、天津、長春、成都、南京、杭州、廣州七個城市。這些論文大多是作者博士論文的一部分，現(xiàn)在這些論文的作者絕大部分已將博士論文修改成書出版，表明中國城市研究開始普遍進入學者的視野。這方面最新出版的、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張信關于江蘇鎮(zhèn)江的研究，作者將江蘇鎮(zhèn)江置入近年來興起的全球史研究的角度來分析一個中國城市的地方故事。王笛關于20世紀成都茶館文化的研究，也已享譽學林。但是進入21世紀，學術界對上海的興趣依然不減（2006年就有三本上海史的學術專著由美國主要的大學出版社出版），年輕一代博士生中也仍多有以上海為題的研究，而且這幾年來上海高速發(fā)展的現(xiàn)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上海史研究持續(xù)不衰的局面。如姜進關于上海越�。ㄋ追Q紹興戲）的研究，邵勤關于上海在21世紀初大規(guī)模拆遷、改造舊城特別是新天地開發(fā)背后的故事，李潔關于兩條上海里弄和她的家族自 20世紀40年代以來在那里生活的經(jīng)歷，以及何若書以上海為主的關于中共革命后各種博物館和展覽活動的研究，都是21世紀以來上海歷史研究的佳作。
法國學者米歇爾·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曾稱研究普通人的生活是一種日常的科學（a science of the ordinary）。如果科學一詞意為探尋一種嚴格而系統(tǒng)的客觀存在，那么在歷史研究中，重塑經(jīng)常被忽視的普通民眾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樂，確實可稱為日常的科學。這里的兩個關鍵詞是普通和日常：普通百姓而非上層精英，日常生活而非特殊事件。正是這些普通的日常，構成了人類歷史的基本，雖然它從來就不是歷史書寫的主流。對于這些已逝的日常生活，研究者們?nèi)缒苌钊胧妨�，設身處地，體念和意會彼時彼地的生活場景，而非如立于沿街陽臺，以居高臨下的心態(tài)俯視行路的蕓蕓眾生，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重現(xiàn)過去生活的真實，并從中汲取某種教訓，這就是日常的科學。近三十年來學界關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包括這本小書，就是構建這種看似微不足道卻意義雋永的歷史的一種小小的努力。
本書中文譯本首版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錄在上海史研究譯叢中，而后又于2018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本書自出版后，多年來蒙讀者厚愛，有不少積極的評價。作為一本學術著作，能獲得學術界同行們的首肯，我已是非常榮幸；而能同時得到學術界以外的讀者的青睞，則更是意外之喜了。而今上海書店出版社即將推出本書中文譯本新版，我在此表示感謝，并期待與讀者們見面。
我寫作本書的一個動機，是有鑒于過去關于近代上海的研究，大多著重于它作為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中國第一大都市的繁華和西化，關心那些上了新聞的聳動事件，而在有意無意間，忽視了生活在那里、在某種意義上創(chuàng)造了這種繁華的普通民眾以及他們的悲歡離合。換言之，我的本意是想觀察一下這個城市并不那么光鮮的一面如書名所示，霓虹燈外的普通市民生活包括上海最普通的里弄社區(qū)乃至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蝸居的棚戶區(qū)里的日常，也算為過去時代的百姓生活立此存照。學術研究需要多年的積累，本書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書出版時，卻已是十幾年以后，正逢世紀之交的上海（以及全國其他城市）興起了懷舊風。人們在書中看到那時正在他們眼皮底下迅速消失的大片社區(qū)，尤其是石庫門里弄，原來有著如此豐富的內(nèi)涵。狹弄陋巷，見證了幾代人的悲歡離合；碎瓦頹垣，帶走了多少人間故事！那時新天地正在建造，田子坊尚在雛形中，張園風貌保護區(qū)則還未擺上日程。這些商業(yè)利益驅動下號稱修舊如舊的城市發(fā)展項目，雖然大都只是時尚的假古董，卻至少部分地形似這本純粹的學術書籍所記錄的某些場景，為已逝的過去留下一點念想，受到了歡迎，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這種現(xiàn)象也說明上海確實是一個有魅力的城市。即使是一本繞開它燈紅酒綠的魔都故事的書，其中沒有咖啡廳沙龍的小資情調，沒有夜總會的迷人時尚，沒有黑社會的驚悚風云，沒有高樓大廈、豪宅深院；簡言之，一本不談錦衣玉食上海摩登而有意再現(xiàn)那里的黎民百姓的日常故事，甚至是諸如貧民窟、人力車夫、乞丐、娼妓等可稱上海陰暗面的書，也會有眾多讀者發(fā)現(xiàn)其中的趣味和意義。這不是文學作品，更不是作者能妙筆生花，而是說明一個事實，即忠實記錄和再現(xiàn)一個世紀前上海這個移民城市的滬漂客如何奮斗、如何生活，這本身就有著豐富的內(nèi)涵。老一代的上海人也許有俄國詩人普希金曾形容的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的念舊心理，不自覺地將逝去的歲月染上玫瑰色，現(xiàn)在的新上海人雖然對這個城市的過去不會有什么懷舊情結，卻仍能從過去的上海生活圖景中找到些許自身融入這個城市的影子。
從更廣的方面講，這不是上海一個城市的獨有現(xiàn)象，而是整個社會史的魅力和意義所在。普通百姓無權無勢，卻是社會的大多數(shù)；日常生活單調重復，卻是生命的大部分。兩者合在一起，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組成了歷史的大部。多少年來，因為它們太普通了、太日常了而被熟視無睹；然而貼近觀察，細細品味，卻能看到那里有個趣味盎然、意義深遠的史學礦場。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曾指出人們的社會行為就是如戲劇般的社會表演，每個人為符合或挑戰(zhàn)某種約定俗成的社會互動而刻意扮演一定的角色，以達到各自的目的。戈夫曼的這一觀點被稱為擬劇論，在學界頗有影響。姑不論此說的是非短長，俗話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以民眾生活為主要關注點的社會史確實是一部鮮活的人間喜�。ㄇ医栌冒蜖栐�克巨著之名）。從過去時代的蒼生百姓故事中，大部分人都能感受到一點法國人所說的Déjà vu：跨越時空，體會到某種似曾相識的經(jīng)歷，甚或以古知今，如增閱歷。這大概也是這本講一個時代和一個地方故事的小書能有不同年齡和不同經(jīng)歷的讀者的原因吧。

盧漢超
2025年8月9日
識于美國亞特蘭大北郊之中西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