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需要更多的自主創(chuàng)新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很高興看到思鑫出版第二本學術專著。還記得他博士畢業(yè)回國工作后，有一次我在北京開會與他見面，當時我便勉勵他，今后不論事業(yè)發(fā)展如何，都應持續(xù)在知識的世界中努力探尋自由�？磥�，思鑫這些年一直沒有停止學術探索。

這是一本很用心的著作。思鑫通過構建系統(tǒng)性的研究框架，從安全、經貿、文化、地理四個維度分析比較古代中國經營陸路與海路的歷史，并將之與明清時期歐洲經營亞洲的情形做對照研究，最后總結提煉出一個國家地緣競爭中的流動性優(yōu)勢理論。但是，思鑫并非就歷史談歷史，也并非為理論而理論，而是用歷史比較來映照現(xiàn)實，努力為當今中國的周邊工作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價值的政策建議。思鑫寫這本書下了不小的功夫。全書總計約700個注釋，近400部參考文獻，其中很多還是大部頭的歷史著作。

當前中國正在崛起為全球性大國，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用于理解和指導外交實踐的國際關系理論。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必須且必然源自中國的地緣政治，而中國地緣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邊疆問題，周邊又最能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的外交重點。思鑫的著作精準地把握住了這一點，從古代中國的經驗出發(fā)，并且兼顧中外比較的視角，因而沒有落入西方概念、中國材料的研究俗套，而是勇于嘗試中國概念、中西材料的新路，其跨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和提倡。

在國際戰(zhàn)略領域的學者看來，思鑫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與陸權和海權等地緣政治領域的研究高度相關。思鑫敏銳地發(fā)現(xiàn)，學者們在論及中國的國際戰(zhàn)略時，援引的基礎性理論大多來自麥金德、馬漢、斯派克曼等西方學者的學說。但是這些理論主要根植于西方兩三百年來日漸崛起的土壤，并不一定完全適用于當前中國的戰(zhàn)略需要。更何況泱泱中華曾在超過千年的時間，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歷史中必有可以借鑒之處。因此，我們不能僅用西方的地緣政治理論來分析當下中國的形勢，否則無異于囫圇吞棗，甚至是削足適履。此外，現(xiàn)有研究大多將一帶一路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聯(lián)系起來，這種二元對立的簡單思維不僅不利于更好地把握中美關系，而且不利于更好地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以及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經過較長時間的探索，當前中國已經形成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fā)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外交總體布局。但從實際來看，對周邊的重視和投入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我們時�？梢钥吹揭环N流行的論調，認為只有大國關系搞好了，周邊關系才會好。這種看法本身就是不重視周邊外交的一種體現(xiàn)，存在兩個嚴重的認識錯誤：一是當大國關系存在結構性矛盾而很難搞好時，周邊關系似乎是無解的；二是搞好周邊關系，對于處理好大國關系似乎無足輕重。事實上，周邊關系絕非大國關系的附庸。在大國關系很難直接取得實質性進展時，處理好周邊關系反倒會成為打破大國關系僵局的一把金鑰匙。從中國當前面臨的國際安全形勢與地緣競爭格局來看，周邊關系更是與中國的安全和發(fā)展利益緊密相關。

思鑫的著作不僅強調周邊是首要應該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貫徹，而且指出當前中國周邊工作的重點在海陸兩個方向上應該有所差別。在海路方向，必須經貿與安全并重；在陸路方向，安全仍舊是第一位的，經貿的重要性從屬于安全。綜合古代中國與陸地游牧、海洋游牧的關系發(fā)展史，思鑫建議中國努力提高安全、經貿、文化、地理四個維度流動性優(yōu)勢的聚合。的確，流動性是全球化特別是數(shù)智時代的本質表現(xiàn)。美國之所以能夠在較長的時間內引領全球，正是因為擁有全球的軍事機動性、發(fā)達的國際投資貿易與美元結算體系、風靡世界的美國文化，以及強大的交通網(wǎng)絡和通信基礎設施。美國的衰落，也必將體現(xiàn)在安全、經貿、文化、地理四個維度流動性優(yōu)勢的減弱上。正如思鑫在書中指出的，當前國家的流動性優(yōu)勢進入了數(shù)字增強型的聚合時代，中國應該超越海陸兩分的傳統(tǒng)地緣思維，通過數(shù)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科技創(chuàng)新及其在安全、經貿、文化、地理等維度的廣泛應用，推動實現(xiàn)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流動性優(yōu)勢的趕超，從而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毋庸諱言，當前中國國際關系的實踐走在了理論前面，這對研究者來說是大好的機遇，但對實踐者則意味著他們亟須科學的理論指導，從而幫助其更好地處理國際事務。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思鑫的這本著作立意高遠，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體現(xiàn)了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感。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應該更多一些這樣自主創(chuàng)新式的努力，我期待思鑫能夠繼續(xù)勉力為之。

推薦序二回歸中國視角探尋周邊外交的歷史得失

鐘飛騰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

在中國外交領域，周邊作為一個官方用語出現(xiàn)于20世紀80年代末，并在90年代成為中國外交總體布局的四大組成部分之一。2013年10月，中央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guī)格最高、規(guī)模最大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指出，思考周邊問題、開展周邊外交要有立體、多元、跨越時空的視角。同期，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愿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提供國際合作平臺，這一構想迅速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對于傳統(tǒng)中國而言，周邊的范圍幾乎就是現(xiàn)在的亞洲，傳統(tǒng)中國的天下也幾乎限定在亞洲。一帶一路雖然也有古代絲綢之路的底色，但從根本上說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中國的全球意識，是一個崛起的中國如何在全球化時代建設國際社會的一種重大實踐。當中國的地緣視野從周邊拓寬到一帶一路，這似乎表明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崛起的中國不僅在重寫中國歷史，也將改變全球秩序。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思鑫博士的《從農牧之爭到陸海分流》帶給我們一種歷史性、整合性和超越性的探索，是一部視野開闊、有史有論且觀照現(xiàn)實的力作。首先，以周邊為核心提煉中國歷朝歷代的經驗得失具有重要意義。早在2001年8月，江澤民同志在周邊安全問題座談會上即提出，周邊國家是我國重要的戰(zhàn)略依托。911事件發(fā)生后不久，江澤民同志提出，要著眼于地緣戰(zhàn)略態(tài)勢積極經略周邊。

從經略周邊概念提出至今凡20余年，中國學術界對古代中國國際關系的研究和認識已經大為深化。比如，2003年，北京大學教授葉自成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中國外交思想》一書中認為，2000多年前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古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國人有必要了解和借鑒西方的外交思想，但沒有必要鄙薄中國的外交思想。2011年，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文專著《古代中國的思想和現(xiàn)代中國的權力》，提出政治領導是一個國家崛起的重要支撐，中國古代在外交領域有很多實用的經驗。2012年，外交學院教授秦亞青在《關系與過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文化建構》一書中提出，可以通過關系性這個核心概念建構一個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2018年又在劍橋大學出版了英文版的《世界政治的關系理論》，進一步闡述了這一理論。上述借用和解讀中國古代國際關系思想資源的代表性論著，已經在國際關系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帶有很鮮明地比照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色彩。

思鑫博士的論著，則借鑒社會學，特別是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論，重新解讀了中央王朝與周邊鄰國的關系。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外交體系是一個以天子為中心的圈層結構，由內而外側重安全、文化、經貿和地理四個維度的關系。從天子考慮對外關系的角度看，安全和文化的價值要優(yōu)先于經貿、人口和土地等現(xiàn)實的經濟利益。事實上，在描述農業(yè)經濟的理想型社會關系時，費孝通先生曾有一句被廣泛傳誦的表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從這個意義上說，借用費孝通先生的社會理論，從倫理角度討論傳統(tǒng)中國如何治理邊疆和處理對外關系，既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回歸，也是對美國學者費正清等人于1942年提出的朝貢范式的一種超越。此外，在西方國際關系學科發(fā)展史上，國內與國際的分野是該學科得以確立的基本假設之一。而倫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助于打通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分野，進一步認識中國的中央王朝為什么如此重視安全問題。

其次，思鑫博士的論著還借助社會學有關現(xiàn)代社會流動性的概念，構建了一個流動性優(yōu)勢的理論框架，用以比較陸地游牧民族與漢民族、古代中國與海洋游牧民族的力量。在地緣政治思想史上，英國地理學家哈·麥金德在1904年發(fā)表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機動性一詞，用以區(qū)分大陸帝國和海洋帝國的動力機制，如蒙古帝國的騎兵、英國的艦船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任洪生在2006年出版的《霸權之間：世界體系與亞歐大陸腹地的發(fā)展》中也用機動性分析了蒙古帝國的興衰。與麥金德僅用機動性概括帝國的作戰(zhàn)能力不同，任洪生將機動性定義為某種生產方式的生產半徑和市場半徑。而思鑫博士在論著中則利用社會學的洞察力綜合了上述兩種對流動性的定義，即流動性不僅是軍事機動力，也是一種生產能力和治理能力，并用流動性分析了安全、文化、經貿和地理等在不同族群之間的力量對比。盡管很少有國家同時擁有上述四項內容的流動性優(yōu)勢，但理論上可以表明，哪一個國家聚合的流動性優(yōu)勢更強，哪一個國家就能在國際競爭中制勝。在本書的最后一章，思鑫博士還將對流動性優(yōu)勢的分析從陸地游牧、海洋游牧延伸至當前中國所處的數(shù)字游牧時代，進一步凸顯了流動性視角的解釋力可以貫穿歷史與現(xiàn)實，為當代國家戰(zhàn)略與文化強國建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理論支持。

這使我想起已故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1988年在《國家與市場》一書中對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等四種權力結構的分析。雖然斯特蘭奇想證明20世紀80年代宣揚美國霸權衰落為時過早，但不同領域的權力更替順序不同，這一論斷卻依然重要。最新的研究表明，歷史上成功的崛起國，首先是在生產領域起步，積累實力，然后是在安全領域突破，最后是在金融領域徹底超越霸權國。某些時候，我們之所以對美國霸權是否衰落產生爭論，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們討論的是不同的領域。比如，美國在生產領域毫無疑問早就衰落了，在安全領域的影響也大不如前，但仍然牢牢控制著金融霸權。思鑫博士在書中對16世紀以來歐洲經營亞洲歷史的分析似乎也證實了上述觀點，即經貿利益是歐洲人的首要考量，其他目標和價值則排在后面。此外，這種差序也能解釋為什么古代中國不那么重視東南亞地區(qū)。對于農業(yè)社會來說，古代東南亞的產出極為有限，地理上也無法遠征中原，因而其重要性遠不如中原地區(qū)，甚至連陸地游牧區(qū)也無法比擬。

從古代中國的歷史發(fā)展看，最容易對我們造成威脅的是北方，即在安全領域擁有強大機動能力的族群，而文化、經貿和地理等三個方面都是以安全為中心的國際關系的副產品。之所以如此，一個基本的重大事實是，在19世紀初以前，受限于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擴展范圍，人類社會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微乎其微，因而總體上處于馬爾薩斯陷阱之中，人們的生活水平未發(fā)生顯著變化。所謂馬爾薩斯陷阱，指的是人地關系不可避免地失衡，即可開墾的土地最終會無法滿足新增人口的需要。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導致游牧民族南征后，激烈的大戰(zhàn)將進行數(shù)年，直至人口和資源之間的比例重新達到平衡為止。近代歐洲在崛起過程中，解決這一矛盾的一種方式是海外擴張。中國之所以不能進行海外擴張，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其始終面臨著來自陸地游牧民族的威脅。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不斷南侵，也是由于特定的生產方式。不斷擴大土地面積是游牧民族獲取財富的最主要方式，而對于農耕社會來說，精耕細作的收益要大于擴張所帶來的收益。

最后，思鑫博士通過分析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經驗，為當前我們穩(wěn)妥推進一帶一路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安全和發(fā)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事實上，如何平衡這兩者的關系始終是治理國家的一項重大挑戰(zhàn)。例如，多數(shù)人認為宋朝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一個高峰，是截至那個時代最為發(fā)達的王朝，但宋朝似乎沒能處理好經濟發(fā)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思鑫博士征引的數(shù)據(jù)表明，北宋末年，東南沿海地區(qū)貢獻了全國超過八成的中央財政收入。日本學者石見清裕在《唐代的國際關系》一書中也提供了一組數(shù)據(jù)：華北與江南的人口比例，唐中期為6.5∶3.5，而到了北宋中期則為3.5∶6.5。葛劍雄在權威的《中國人口發(fā)展史》中給出的數(shù)據(jù)則是：大業(yè)五年，北方和南方的人口之比為7∶3；盛唐時期的天寶元年，北方與南方的戶口比例為6∶5；北宋初，北方和南方戶口之比約為4∶6，此時南方的人口總數(shù)和人口密度都超過北方。我們似乎可以推斷，在地理流動性欠缺的情況下，安全重心和經濟重心脫節(jié)可能是北宋滅亡的原因之一。

根據(jù)思鑫博士的分析，歷史上中國在處理與北方政權關系時側重安全，而在發(fā)展與海上政權關系時則更加看重經貿等方面的合作。如今，一帶實際上也需更加重視安全問題，而一路更富有經貿內涵，兩者的定位和功能是不一樣的。思鑫博士提供的數(shù)據(jù)表明，2018年，我國與中歐班列相關國家的貿易額不到我國進出口總額的9%，其中12%是通過陸路完成的，20%是通過航空運輸?shù)模?8%是通過海運的。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沒有發(fā)生革命性變化時，海路運輸仍然是今后一段時期中國對外經貿往來的主要運輸方式。不過，隨著技術水平的提升，地理的連通性在增強，經貿的重要性也上升了。例如，歷史上長期被我們忽視的東南亞地區(qū)，在中國周邊外交中的地位顯著上升。2020年以來，東盟已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時也是美、日、印、澳等國推出印太戰(zhàn)略之后各方努力爭取的對象。因此，我國在推進周邊外交和一帶一路建設時，更要處理好安全與發(fā)展之間的關系。

在閱讀思鑫博士的論著時，筆者在參考文獻部分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作品。為此，筆者還特意數(shù)了數(shù)，結果發(fā)現(xiàn)征引的參考文獻中，2015年以來的文獻接近200篇，其中2019年以來的文獻超過了70篇。因而，閱讀這樣一部專著，也就間接地了解到很多中文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一個值得指出的現(xiàn)象是，舉凡被人反復閱讀和重視的著作，都是對當前某種社會思潮的反映，因而也是建立在較新的文獻基礎之上的。美國學者漢斯摩根索被公認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而奠定這一地位的就是他于1948年出版的《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一書。時任芝加哥大學副教授的摩根索在這本書中征引了大量1947年和1948年出版的英文和德文專著，這或許是該書被很多美國大學當作學習國際關系學科入門書的原因之一。思鑫博士在論著中提及，他用業(yè)余時間寫作了本書，事實上，摩根索這本名著的不少章節(jié)也是他在紐約各個大學講課時的備課資料，因而資料呈現(xiàn)出多學科特性。

更為重要的是，筆者閱讀這部書稿時，感受到學術研究和政策關懷之間的深刻聯(lián)系。思鑫博士就職于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直屬的國家高端智庫，因而研究中國古代王朝對外關系的歷史得失，并非純然是為了構建宏大的理論，而是從現(xiàn)實需求出發(fā)，鳥瞰歷史，抓取大的圖景，為決策提供思路。例如，思鑫博士在本書中提出，要汲取西方國家避免過度介入印太區(qū)域國家內政的歷史教訓，在防范其他國家政治風險和維護我國利益之間應審慎權衡。不應盲目追隨西方的產業(yè)發(fā)展階梯論，過早地去工業(yè)化，而應繼續(xù)保持農業(yè)的基礎地位和強大的工業(yè)制造能力。還有諸如防止重國際利益、輕國內利益的錯誤做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這些政策建議對于進一步推進雙循環(huán)發(fā)展新格局也是頗有助益的。十年前，思鑫博士出版了《誰在誤導你的決策：無處不在的守門人》，從理論上總結了擁有軟權力的各類守門人對決策者的影響。我們從他的新著中進一步發(fā)現(xiàn)了歷史和理論研究對于政策研究的價值。學習和研究歷史，不僅可以避免重蹈覆轍，而且可以推動社會發(fā)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思鑫博士的這部著作會引起很多人的關注，值得向大家推薦。